2021年5月，陜西省咸陽市渭城區北杜街道成任村東南發掘了一處東漢晚期墓內出土兩件金銅佛像，發掘者認為這兩件金銅佛像是目前國內考古發掘出土的時代最早的可獨立供養的金銅佛像。本文對金銅佛像的衣紋、手印、背光等藝術特征進行研究分析，認定其具有犍陀羅、秣菟羅和笈多三種外來風格。從體現出最晚的風格看，年代可斷為4世紀左右，屬于十六國時期。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2021年5月，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在陜西省咸陽市渭城區北杜街道成任村東南發掘了一處東漢家族墓地，其中21XJM3015出土了兩件金銅佛。此兩件佛像形制完備，是十分重要的發現，對研究中印佛教造像有重要意義。

目前學術界對咸陽成任村M3015出土的這兩件佛像的年代有較大的分歧。大致可以分為兩種觀點。第一種以冉萬里為代表的“漢代說”，認為金銅佛像與盜擾者無關，年代為東漢時期，立佛像“改寫了中國古代出現獨立的供養佛像的歷史” 。第二種以陽新、姚崇新為代表的“十六國說”。陽新提出銅佛像“各方面都在十六國佛像體系中，難以跨過三國兩晉直達漢代。”姚崇新認為兩件佛像“應是十六國時期的盜墓者隨身攜帶的用于護佑平安的便攜式微型佛像，具有護身符性質，最后不慎遺落在墓室中。”此外，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和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聯合組織的“發現中國最早的金銅佛像”研討會在線上展開，也有一些不同觀點。

本文擬從兩件金銅像的細節入手，聯系古印度的佛教造像，對其呈現出的外來因素和本土因素的關系進行分析，以探討此兩件珍貴早期佛像的年代。不當之處，敬請指正。

一、金銅立佛藝術特征分析

M3015主墓室出土一件金銅立佛像（圖1a）編號M3015:10，通高10.5厘米，跣足立于覆蓮座上，座底徑4.7厘米。立像采用磨光饅頭狀肉髻，面相方圓，著通肩袈裟。前有學者已經就立佛腳下蓮花座、磨光肉髻等展開討論，此處不再贅述。以下對立像尚未被關注的一些細節展開討論：

圖1咸陽洪瀆原成任墓地出土金銅佛像a金銅立像

（一）立佛的衣紋

咸陽成任村M3015出土的金銅立佛像（以下簡稱咸陽銅立佛像）身著通肩式圓領佛衣，衣紋凸起較高，質感厚重。就衣紋這一特征，表現出強烈的犍陀羅風格。但是，犍陀羅式佛衣風格流行的時代較長，大致從2世紀起一直流行至6、7世紀。（圖2a）甚至晚至8世紀的青銅造像中，依然可見。要清楚的判斷其所屬年代，找到其藝術特征最晚出現的時代因素是至關重要的。

圖2a犍陀羅樣式的佛衣表現 新疆焉耆七個星肖爾楚克佛寺遺址出土佛立像

圖2b犍陀羅樣式的佛衣表現 日本私人收藏金銅立佛像

需要注意咸陽銅立佛像的衣紋有兩處明顯特征。首先，該立佛的左肩處垂下的衣紋流暢，褶皺的紋路直接過渡到腿側，連續且彎曲的平行褶皺環繞著左腿的上部。這種樣式與陽新、姚崇新提到的日本藏金銅立佛像相似（圖2b）。但是，貴霜早期的犍陀羅佛像胸前衣紋較為厚重僵硬。咸陽立佛流暢的衣紋與之并不同，而是與斯瓦特的卡帕特遺址（Chatpat）出土的多件立佛像的衣紋較為相似（圖2c）。發掘者達尼（A.H.Dani）認為造像風格屬于“第二期”，年代在公元3世紀左右。現藏于大英博物館藏4世紀以后的犍陀羅銅佛立像（圖2d，可以看到胸前的衣紋更加流暢。

圖2c 犍陀羅樣式的佛衣表現 斯瓦特的卡帕特遺址出土的立佛像

圖2d 犍陀羅樣式的佛衣表現 大英博物館收藏金銅佛像6-7世紀

其次，咸陽銅立佛的左臂彎曲處，外層上衣披覆至衣擺垂下的衣紋，可清楚可見前后兩列鋸齒狀褶皺（圖3），左前側最下端的衣擺邊緣翹起，形成卷曲的紋路。這種衣紋具有重要的意義。

圖3咸陽銅立佛像的鋸齒紋衣裾

圖3咸陽銅立佛像的鋸齒紋衣裾

圖4a 古印度笈多式佛衣中的鋸齒紋衣裾 晚期犍陀羅樣式的立佛,塔克西拉焦里安遺址出土

圖4b 古印度笈多式佛衣中的鋸齒紋衣裾 秣菟羅地區出土“230年銘”的立佛像

圖4c 古印度笈多式佛衣中的鋸齒紋衣裾 秣菟羅博物館藏笈多樣式立佛

早期金銅立菩薩像如藤井有鄰館藏的金銅菩薩立像、故宮博物院藏的金銅菩薩立像的裙擺處，有簡單鋸齒紋。但是，早期金銅立佛像的衣擺多是垂下兩條垂直衣紋，如日本京都國立博物館藏金銅立佛像等。咸陽金銅立像雖然造型與日本藏小金銅立佛像非常接近，其左臂下方的衣紋并無鋸齒紋，前者的笈多因素似乎更加濃烈，其年代可能較前者更晚。

圖5a 中國笈多式佛衣中的鋸齒紋衣裾 熱瓦克佛寺出土立佛

受4世紀以后笈多風格東漸的影響，Z字形衣紋影響到了中國佛像的創造，其衣擺處的鋸齒紋呈現出愈來愈細密的趨勢。此特征在新疆熱瓦克佛寺（圖5a）、焉耆七個星佛寺、吐魯番柏孜克里克佛寺遺址出土的立佛像（圖5b）上均可見到證據。此特征在公元420年前后的炳靈寺第169窟立佛像中大量出現（圖5c）。

圖5b 中國笈多式佛衣中的鋸齒紋衣裾 冬宮收藏柏孜克里克佛寺遺址出土立佛

圖5c 中國笈多式佛衣中的鋸齒紋衣裾 炳靈寺169窟北壁后部立佛像

圖5d 中國笈多式佛衣中的鋸齒紋衣裾 北魏太平真君四年苑申像

值得注意的是，此類鋸齒紋在北魏時期的金銅佛立像上較為流行，如北魏太平真君四年（443年）苑申像（圖5d）、北魏延興三年（473年）王鐘夫妻造如來立像、美國大都會博物館藏太和元年（477）金銅立像、北魏太和九年（485）李伯息造無量壽佛像、北魏太和銅佛立像等，也表明此類造像與笈多藝術之間的密切關系。笈多佛造像形成了一種標準化的圖像構成要素，其特征是在遵循貴霜王朝犍陀羅和秣菟羅的造像藝術的兩種流派的基礎上形成的。

（二）立佛的手印

其次，需要探討的是咸陽金銅立像的手印樣式。早期佛教儀軌對佛像手印或姿勢有較高的要求。在貴霜時期犍陀羅佛教藝術中，單體立像多伸出右手于肩膀或胸前，掌心向外，施無畏印。如前人提到的日本松岡美術館、日本平山郁夫絲綢之路美術館和巴基斯坦拉合爾博物館收藏的犍陀羅佛像，均采用左手下垂握衣角，右手抬高位于胸前施無畏印的樣式。

圖6a 與咸陽銅立佛像采用相同或相似手印的佛像 犍陀羅立佛像 大英博物館藏

圖6b 與咸陽銅立佛像采用相同或相似手印的佛像

犍陀羅立佛像 巴基斯坦薩赫里-巴洛出土 日本私人收藏

圖6c 與咸陽銅立佛像采用相同或相似手印的佛像 阿富汗愛娜克遺址出土立佛

圖7a 犍陀羅造像中的同類手印 拉合爾博物館收藏犍陀羅造像

圖7b 犍陀羅造像中的同類手印 拉合爾博物館收藏犍陀羅造像

圖7c 犍陀羅造像中的同類手印 柏林博物館收藏犍陀羅造像

圖7d 犍陀羅造像中的同類手印 過去七佛與彌勒 白沙瓦博物館收藏

從現有考古材料發現看，無論是犍陀羅還是秣菟羅的造像，首先是附屬佛塔而存在的。單尊佛像的出現，與佛教信仰的發展以及佛教建筑的逐漸壯大有關。犍陀羅早期單尊立像的右手多使用無畏印，且衣紋因右手上舉，才形成以右皺為主的衣褶。右手下垂，左手上舉握衣角的手勢顯然屬于稍晚期樣式。另外，持該手印的塔克西拉吉里、莫拉莫拉杜佛塔以及哈達遺址佛像的風格，年代約在4、5世紀，被馬歇爾認為是犍陀羅晚期風格，稱為“印度-阿富汗派”。艾娜克遺址也屬于貴霜晚期。中國佛教造像早期的主尊立佛像多持無畏印，咸陽立佛的手勢雖然屬于犍陀羅造像藝術中少見的手印，但并非早期手印，而是屬于犍陀羅佛教藝術發展到一定階段才出現的新樣式。

二、金銅五坐佛藝術特征分析

圖1b 咸陽洪瀆原成任墓地出土金銅佛像 金銅五佛像

接下來探討另外一件現存為金銅五坐佛造像（圖1b），編號M3015:9，通高15.8厘米，寬6.4厘米。銅片大體呈舟形，正面浮雕坐佛五尊呈上中下三排排列，舟身部分兩排，每排二佛，舟頂一佛。

（一）五佛的衣紋

咸陽成任村M3015出土的金銅五坐佛像（以下簡稱咸陽五佛像）磨損、銹蝕較嚴重，頂部一佛已完全銹蝕，其余四佛僅余輪廓。關于五佛的衣紋，有學者提出佛像“上半身光素無紋（光滑）似乎是刻意鑄造而成，而不是磨損或者在禮拜過程中長期撫摸造成的”，主要具有秣菟羅藝術的特征。

貴霜時期，無論是犍陀羅還是秣菟羅造像均未見上半身無衣紋的佛像樣式。犍陀羅早期佛像著通肩圓領式佛衣，衣紋厚重；秣菟羅早期佛像著袒右肩式佛衣，衣紋雖較為貼體，但左臂處仍有稠密的衣褶，上半身也可見衣紋。貴霜晚期及笈多時期，兩者相融合。笈多薩爾那特風格造像則是通體貼身，無衣紋。

圖8a 通肩式貼身衣紋的坐佛像 秣菟羅博物館藏迦膩色伽51年銘文坐佛像

圖8b 通肩式貼身衣紋的坐佛像 勒柯瑙博物館藏持禪定印坐佛像

圖8c 通肩式貼身衣紋的坐佛像 犍陀羅焦里安佛寺出土坐佛像

圖8d 通肩式貼身衣紋的坐佛像 俄國冬宮藏柏孜克里克佛寺遺址出土坐佛像

柏孜克里克佛寺遺址出土坐佛像（圖8d）、熱瓦克佛寺出土的佛像、阿克鐵熱克(Ak-terek)佛寺出土的佛像，以及酒泉出上的北涼承玄元年（428）造像塔上也可見到。

綜上，咸陽出土的五尊結跏趺坐佛像不存在上半身無衣紋的情況，佛像的光滑應是長期的磨損或者粗糙的鑄造工藝導致的，其緊密貼身的佛衣應該受到貴霜晚期或笈多時期秣菟羅風格造像的影響。

（二）五佛的背光

圖9a 古印度造像的頭光與背光 尼莫格拉姆遺址出土頭光

圖9b 古印度造像的頭光與背光 尼莫格拉姆遺址出土浮雕佛像（局部）

圖9c 古印度造像的頭光與背光 新德里國家博物館迦膩色迦32年銘的佛陀坐像

第三，回到咸陽銅五坐佛，可以明顯看出該五佛像皆配桃形背光和橢圓形身光，最上端的結跏趺坐佛像背光邊緣裝飾有呈放射狀火焰紋。第二層右側坐佛還能看到圓形頭光，內側雕刻有花紋。該五尊佛身后是背光、身光與頭光組合完備的樣式，顯然應該并非早期佛教造像的背光樣式。

圖10a 五佛類似的背光與頭光 瑞典斯德哥爾摩民族博物館藏樓蘭LA 遺址出土的木雕殘件

圖10b 五佛類似的背光與頭光 丹丹烏里克佛寺出土壁畫殘片

圖10c 五佛類似的背光與頭光 北涼高穆善塔禪定像

綜上，咸陽金銅五佛背光形制完備，其放射形紋樣以及桃形背光和橢圓形頭光在十六國到北魏時期較為流行，這種背光樣式影響深遠，一直到唐宋時期也在使用。

三、 時代問題

咸陽成任墓地出土兩件金銅佛像的年代問題是學界關注的熱點。M3019出土的朱書陶罐，罐體上明確紀年為延熹元年（158），可以確定其時代為東漢后期。但是，與之臨近的M3015出土的金銅佛像一定是東漢時期的造像嗎？

（一）中國早期佛像

要研究東漢成任墓地出土佛像的年代問題，自然要比較現有的東漢佛造像的造像特征。俞偉超、阮榮春、吳焯、何志國、榮新江、宿白、霍巍等學者均對其有所貢獻，學術界對東漢佛像的理解已經比較深入。

圖11a 中國早期佛像 延光四年搖錢樹佛像

圖11b 中國早期佛像 鄂州塘角頭東吳墓出土釉陶佛像

最早的獨立佛像是鄂州塘角頭東吳釉陶佛像（圖11b）和故宮博物館院收藏東吳青瓷佛像。另外，1977年新疆和田縣買力克阿瓦提遺址發掘的佛像，日本大谷探險隊在新疆和田采集的兩件銅佛頭等也是學者討論較多的造像，其年代多有爭議。與以上造像比較，咸陽洪瀆原出土兩件佛像的形制顯然完備許多。如果將咸陽佛像歸到東漢時期，考慮到傳播需要時間，需要關注犍陀羅同時期的造像特點。

（二）犍陀羅早期佛像

有關犍陀羅早期佛像的判定，學界尚有爭議，如法切那（Faccenna）認為布特卡拉I號遺址中第一類雕刻時代相對較早，屬于公元前1世紀末到公元1世紀初；德黎烏（J.E.Van Lohuizen Deleeuw）也提出意大利考古隊從斯瓦特遺址中發掘的造像時代較早。雖然犍陀羅最早的佛像尚難以確定，但多數學者認為早期佛像特征可以歸納為大頭、雙目圓睜、肉髻較大較平、嘴部有髭、衣紋雕刻尚顯僵硬等特征。

圖12a 有紀年銘的犍陀羅佛像 白沙瓦博物館藏“89年銘”帝釋窟禪定像

圖12b 有紀年銘的犍陀羅佛像 加爾各答印度博物館藏“318年銘”立佛像

圖12c 有紀年銘的犍陀羅佛像 “384年銘”立佛像

對后兩件著通肩大衣立佛像的銘文以及年代的推論歷來是學界關注的重點。如按照科諾（Konow）與范·維克（Van Wijk）推算，兩尊佛像的日期是公元233年和299年。而德黎烏認為是公元189年與公元258年。本杰明·羅蘭（Rowland Jr. Benjamin）和索普（Soper）則推斷兩尊佛像為公元168和234年。之后，邵瑞琪（Richard Salomon）、喬·克里布（Joe Cribb）和哈里·福克（Harry Falk）都提出了新的解釋。

盡管一百多年來，我們仍不能確定兩尊立佛像的準確年代，但從眾多學者的研究來看，其造像年代大致應在公元2至3世紀。兩尊立像風格、臺座雕刻樣式相似，出土地明確。銘文318年的立佛像與384年的造像相差有66年，身材更為寬厚。銘文384年立佛像與白沙瓦博物館藏的立佛像、拉合爾博物館等地藏的諸多佛像相似，這些雕像主要出土于白沙瓦河谷西北部地區，如薩赫里-巴洛（Sahri-Bahlol）、塔赫特-伊巴希（Takht-i-Bahi）、賈馬爾-加希（Jamal-Garhi）等重要遺址等。這表明在公元2、3世紀時，犍陀羅的佛教造像相當成熟，風格較為統一。

（三）咸陽佛像的年代

回到東漢成任墓地出土的佛立像，情況就要復雜很多。當一件文物呈現出多個時代的雜糅特征，我們在對其進行分析斷代時，應該取其特征中最晚出現的時代作為整件器物時代的上限，這也是文物鑒定的基本規律。

首先，早期中國佛教造像藝術主要是模仿，佛像作為重要的傳播媒介，仿制品會盡可能地在細節上忠于原始模本，以更多地傳遞原始圖像信息，從而傳播給更多現有或潛在的信徒。

咸陽立佛像與前述兩件紀年犍陀羅立佛像的風格雖相似，但細節表現有明顯不同。如咸陽立佛像左手于胸前握衣角，右手下垂握住衣角的手勢，在犍陀羅早期藝術中不僅少見，且多為脅侍佛或多佛之一的手勢，明顯屬于犍陀羅造像成熟之后的風格。

立佛的鋸齒形衣紋與五佛的貼身緊密通肩式佛衣均表現出了笈多造像的影響。當然，笈多造像出現這種特征可能出現在更早時期。如威廉姆斯（J.G. Williams）認為笈多佛造像的一些犍陀羅影響方面比如卷曲的衣褶或可追溯到犍陀羅時代。考慮到藝術傳播需要時間，我們認為這種鋸齒的衣紋可能是在3世紀至4世紀左右出現的。

其次，如果說東漢搖錢樹、魂瓶等上的佛像與咸陽佛風格不一致的原因可能是西南與陜西地區的傳播路線或者流行風格不同。但是，把咸陽佛解釋為東漢時期，需要將以往認為是十六國的金銅像也提前推至東漢。目前，十六國造像可以確定年代的有建武四年造像、甘肅涇川窖藏出土的十六國佛像等，與之相似的數十件金銅佛像風格統一，學界已有共識。咸陽佛的樣式與十六國佛像的特點相似或者具有更晚的特征，如五佛的背光精美，甘肅涇川窖藏十六國佛像的蓮花瓣紋樣與咸陽立佛一致。不僅如此，立像與五佛的頭部特征均為磨光肉髻，通常出現在十六國到北魏初期的造像上。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與咸陽立佛像十分相似的日本藏金銅小立佛像，原為東京美術學校校長正木直彥的收藏，在上個世紀50年代就已下落不明。在正木直彥的《十三松堂觀摩錄》中圖四十六即為“犍陀羅小銅佛”。熊谷宣夫認為該像為公元4世紀左右的作品。瑪麗蓮·麗艾也認為它的風格與西安浮雕像接近，將其歸到第三階段的早期。以上可知，國際學者在討論類似造像時，也多將其年代集中在十六國時期。

從目前現存的早期有紀年銘的佛像來看，佛像的偶像崇拜在公元1世紀之后才出現，如果咸陽兩件金銅佛像被認為是東漢時期，表明其屬于犍陀羅造像早期風格，與其流暢的衣紋和少見的手印樣式沖突。如果按照東漢晚期的3世紀初來計算，也不能合理解釋立佛出現的笈多式鋸齒衣紋及五佛身后的復雜背光。其蓮座幾乎與印度龍樹山等地的蓮座同時或更早出現，這是非常難以成立的。將其與年代較為清楚的塔克西拉地區的吉里和焦里安佛塔、斯瓦特查帕特、尼莫格姆等遺址出土的佛像進行對比，我們認為咸陽出土的兩件銅佛像年代應在4世紀左右。

結 論

綜上，通過對咸陽成任墓地出土兩件金銅佛像的觀察，我們認為立像明顯具有貴霜時期的犍陀羅、貴霜時期的秣菟羅和笈多時期的秣菟羅三種風格。其中犍陀羅風格主要表現在衣紋上——貼身緊密的通肩大衣；貴霜時期秣菟羅風格主要表現在磨光肉髻和無白毫上；其手印比較獨特，當在犍陀羅藝術中較晚出現。其體現的最晚的時代因素是笈多風格，主要表現在左下角衣角的鋸齒紋上。五佛的貼身緊密通肩式佛衣及其完備而復雜的背光和頭光組合也將其年代指向了笈多時期。綜上，我們認為其年代應該是在十六國時期（304-439）比較合理。

十六國時期金銅佛像在漢墓中發現的情況并非孤例。至于咸陽佛像出現在東漢墓地中的原因，我們只能做一些猜測。該墓早年曾經被盜掘，金銅佛像發現于距離盜洞3.4米的主室內西北角。不過筆者并不認同姚崇新先生的意見，應不是盜墓者帶入的。盜墓者以求財為主要目的，而在當時，青銅本身既是鑄造錢幣的原料。故盜墓者不會放棄青銅鑄造的佛像。由于東漢到魏晉時期，相當多的漢墓存在二次葬或多次葬的情況，尚不能排除同一個家族在魏晉時期對東漢晚期磚室墓的二次或多次利用。對這兩件珍貴的佛像年代的討論并非結束，期待有更多學科的專家參與其中，這或許就是考古的迷人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