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經五代戰(zhàn)亂，書法藝術也走入了一個低谷。北宋王朝建立以后，由于皇帝和大臣的倡導，加上無數文人墨客的響應，書法再度勃興，形成了自晉、唐以后又一書法高峰。在北宋諸家中，蔡襄較年長，他“通過自己的書法實踐，不僅改變了宋初書壇的一片靡弱風氣，而且使后人能在晉韻唐風中找到書法創(chuàng)作的依據，為書法史的發(fā)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腳氣帖》尺牘 約1060年 紙本行書 26.9cm X21.7cm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一、注重書法的內在精神

　　蔡襄論書，以內在精神為主，形似次之。他在《評書》中云：“學書之要，唯取神氣為佳。若模象體勢，雖形似而無精神，乃不知書者所為耳。” 蔡襄以“神氣”與“形似”對舉，強調應重視書法的內在精神意蘊，外在的“形似”是次要的。如果只是模仿前人的點畫，而無內在的精神，則是“不知書”，是不可取的。

　　關于書法的“神”與“形”的問題，早在唐人就有論及。書法作品要通過“形”展現出“神”，因為書法作品的創(chuàng)作是感性生命的誕生，蔡襄是深刻認識到這一點的，所以他強調書法以“神氣”為主，賦予靜止的字以靈動的主體精神。這對后來蘇軾、黃庭堅等尚“意”、重“韻”無疑是有啟迪作用的。

蔡襄 尺牘《離都帖》 1055 紙本 29.2cm X46.8cm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蔡襄還特別注重書寫時主體的審美體驗，在《評書》中還云：“每落筆為飛草書，但覺煙云龍蛇，隨手運轉，奔騰上下，殊可駭也。靜而觀之，神情歡欣可喜耳。”書法給人的審美體驗，很大一部分是在于書寫主體的感覺中。蔡襄在創(chuàng)作過程中，能夠以一種全身心的態(tài)度投入，同時體味到創(chuàng)作的樂趣。而只有在創(chuàng)作過程中融入了主體精神，書法作品才能展現出“神氣”，字也才有了鮮活的生命力。

　　但遺憾的是，蔡襄作為一個典型的文學侍從式的儒臣，在書法中表現出的主體精神，并不是那么陽剛的，而是一種陰柔的女子之氣。蔡襄政治品格較高，勇于寫《四閑一不肖》詩，直言敢諫，又頗有政績， 但其書法中所展現的性格特點卻是掩飾不了的。這可從后人對蔡襄書頗為一致的評價中看出：“君謨書如蔡琰《胡笳十八拍》，雖清壯頓挫，時有閨房態(tài)度。(黃庭堅《題 蔡君謨書》)” “本朝書法，蔡襄如少年女子，訪云尋雨，體態(tài)嬌嬈，行步緩慢，多飾鉛華。(米芾《海岳名言》)”[5]“蔡端明書如周南后妃，容德兼?zhèn)洹?《趙氏鐵網珊瑚》卷五)”從以上諸評論中可以看出，蔡襄書中展現出的“神氣”，乃是一種女人的秀媚之氣。蔡書的個性遠不如蘇、黃、米強，是毋庸諱談的。蔡襄的書法風格以平和溫厚為主，端莊嚴整而不刻板，溫厚平和而不抵觸，并不是張揚個性的，而是含蓄、內斂的。他雖標舉“神氣”，認為“形似”次之，但后人從其書法作品中并未感覺到這點，可能是蔡襄本人在作書過程中達到了這種以“神氣”為主的審美體驗。

蔡襄《海隅帖》1045年作 紙本 28.8cm×158.6cm 臺北故宮博物

　　二、認真學習古人，博采眾家之長

　　北宋之初，唐人書風漸絕，而宋人書風尚未形成之際，蔡襄大力主張學習前人，恢復晉、唐古意。這種復古的思想，有力地扭轉了五代以來靡弱的書風，為一種新的書風建立掃除了障礙。也許正是由于蔡襄這種復古精神，才受到力圖進行詩文革新的歐陽修的青睞，所以大力褒獎蔡書。蔡襄對前代書法推崇備至，他在《評書》中云：“嘗觀石鼓文，愛其古質，物象形勢有遺思焉。及得原叔鼎器銘，又知古之篆文或多或省，或移之左右上下，唯其意之所欲，然亦有工拙。”“唐初，二王筆跡猶多，當時學者莫不依仿，今所存者無幾。然觀歐、虞、褚、柳，號為名書，其結約字法皆出王家父子。”蔡襄不擅篆書，但他尊崇小篆的“古意”，喜愛石鼓文的“古質”，所以認為學書應取法前人，并為歐、虞、褚、柳找到源頭，指出“其結約字法皆出王家父子”，從中可以看出蔡襄強烈的復古思想。

蔡襄《澄心堂紙?zhí)?局部）尺牘 紙本 1063年作 行楷書 24.7cm×27.1cm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而蔡襄本人在創(chuàng)作上也實踐著自己的思想，“從他的傳世作品中我們經常可以發(fā)現與前賢有著難以掩蓋的淵源關系，如《思詠貼》與懷素《千字文》的聯系，《自書詩稿》和王羲之《蘭亭序》的相近，《安道貼》對虞世南行書的繼承，《澄心堂紙貼》與楊凝式《韭花貼》的形似等等。” “從以上諸貼中我們可以看出，蔡襄書法在結構上基本繼承了晉唐人法則，在平穩(wěn)中體現自然清逸的神韻;在章法上縱橫穿插，左右顧盼，行氣明朗，既靈活多變，又協調統(tǒng)一。蔡襄深悟唐人中鋒用筆所產生的線條流動感，又能參入晉人中、側鋒用筆所產生的線條方圓變幻效應。因而他的用筆既流暢，又有立體感，能在毫不經意中見含蓄。同時，由于傾向于表現一種風神灑脫的韻趣，所以他借助自己的用筆熟練與準確，在行筆過程中無任何猶豫和修飾的成分，直接迅速，一氣呵成，于自然中見精神。用筆上的這一優(yōu)勢，使他的作品與晉唐舒服產生了明顯的區(qū)別：運筆速度快捷，提按動作明顯，線條律動增強，情感精神外拓。”

　　蔡襄著意學習古人，博采眾家之長，因此在自己的書法作品中時時顯現出諸多前賢的痕跡。對于蔡襄書的淵源，后人多有指正，認為出自二王、顏真卿、歐陽詢等等，所師法的前人眾多。蔡襄在書壇上的復古做法，同歐陽修在文壇的復古革新是遙相呼應的，所以被歐陽修引為同道，大加贊許，有“蔡君謨獨步當世” 的稱贊。

蔡襄《扈從帖》（又稱公謹帖） 紙本23.3X21.3厘米 北京故宮博物院

　　蔡襄在尊崇晉唐古意的同時，又進行了適當創(chuàng)新，開創(chuàng)了“飛草”的寫法。這種用散卓筆所寫的草書，兼有章草和飛白書的特征。蘇軾對這種寫法贊賞有加，在《評楊氏所藏歐蔡帖》中評價道：“(蔡襄)又嘗出意作飛白，自言有翔龍舞鳳之勢，識者不以為過。”沈括在《夢溪筆談》卷十八也贊嘆道：“古人以散筆作隸書，謂之‘散隸’。近歲蔡君謨又以散筆作草書，謂之‘散草’，或曰‘飛草’，其法皆生于‘飛白’，亦自成一家。” 蔡襄這種“飛草”書的代表是其《陶生帖》。因為帖中有“河南公書，非散卓不可為。昔嘗惠兩管者，大佳物，今尚使之也”之語，可見本帖那種帶有章草“雁尾”遺風即出于飛白書的草體，就是所謂的“飛草” 。蔡襄本人對自己獨創(chuàng)的這種寫法也頗為得意，在《評書》中有所描述，見前引。

　　但遺憾的是，蔡襄由于學書過雜，反而難精，并未真正形成自己獨特的風格。連一直對他贊譽有加的歐陽修，也在背地里流露出惋惜之辭：“蔡君謨性喜書多學，是以難精。古人各自為書，用法同而為字異，然后能名于后世。若夫求悅俗以取媚，茲豈復有天真耶!唐所謂歐、虞、禇、陸，至于顏、柳，皆自名家，蓋各因其性，則為之亦不為難矣。嘉佑四年夏，納涼于庭中，學書盈紙以付發(fā)。(歐陽修《筆說·李晸筆說》)”[11]“性喜書多學，是以難精”，一針見血地指出了蔡襄書法的結癥所在。在蔡書中可以發(fā)現諸多前賢的痕跡，但卻失去了自我。過多地用他人的東西掩蓋了自己的本性，這也正是很難從蔡襄字中發(fā)現他真實性情的原因。而蘇、黃、米則天真外溢，不過多雕琢，反而顯現出書家主體的獨特個性。

蔡襄 《雜帖》

　　蔡襄雖然獨創(chuàng)“飛草”的寫法，但總的說來，還是繼承之功多，開創(chuàng)之功少。后人評價其書法，亦注重蔡書對前代書法的繼承。蔡襄之書的成就主要在其對晉、唐風格的繼承上，這種復古做法在北宋初期書壇具有矯正流俗的作用。有的學者認為蔡襄是“揭示尚意書風序幕的奠基人之一” ，是不正確的。對于蔡襄的歷史地位，曹寶麟先生有一段精彩論斷：“在他之前，北宋沒有哪個人能對傳統(tǒng)書體作過如此全面和深入的繼承，完全可以說，蔡襄的努力，結束了趙宋百年以來書法渾沌無序的混亂局面，因而他無疑是個‘繼絕世’式的人物。但蔡襄有來自時代和本身兩方面的局限，這就決定了他繼往有余而開來不足。所以蔡襄的歷史地位，只能是一支‘尚法’遺緒的安魂曲，而決不是一座‘尚意’發(fā)軔的里程碑。”

　　三、注重書法基本功

　　蔡襄學書，用力甚勤，非常注重書法的基本功。他注重點畫，強調基礎，循序漸進，主張從楷書入手，漸次行、草。蔡襄多次強調這點，如在《觀宋中道家藏書畫》詩中云：“草行戰(zhàn)騎合，楷正中軍嚴。”這里把草、行書比作沖鋒陷陣的戰(zhàn)騎，楷書則是坐鎮(zhèn)中軍指揮的統(tǒng)帥，楷書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蔡襄晚年還強調說：“古之善書者，必先楷法，漸而至于行草，亦不離乎楷正。張芝與旭變怪不常，出于筆墨蹊徑之外，神逸有余，而與羲、獻異矣。襄近年粗知其意而力已不及，烏足道哉!(《文忠集》卷七十三)”在這段話中，蔡襄更明確表達出了以楷書為基礎的思想，末尾感嘆“近年粗知其意而力已不及”，一方面是自謙之辭，一方面是感嘆學無止境。

　　蘇軾對于蔡襄書大加贊賞，同時非常認同蔡襄以楷書為基礎的提法，他在《跋君謨書賦》中云：“余評近歲書，以君謨?yōu)榈谝唬撜呋虿蝗唬匆着c不知者言也。書法當自小楷出，豈有正未能而以行、草稱也?君謨年二十九而楷法如此，知其本末矣。”

蔡襄《海隅帖》（局部）1045年作 紙本 28.8cm×158.6cm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后人亦有持同調者：“余聞古之善書者由楷以入行、草，非由行、草而入楷也，羲、獻、虞、禇皆然，本朝惟蔡公備此能事。(《后村集》)”“昔人傳筆訣云：雙鉤懸腕，讓左側右，虛掌實指，意前筆后。論書勢云：如屋漏痕，如壁坼，如錐畫沙，如印印泥，如折釵股。自鐘、王以來知此秘者，……宋則蔡君謨……(明·豐坊《書訣》)”我們今天觀蔡襄的楷書，力厚骨勁，端嚴遒麗，字字通身力到，其行筆結體多有變化，筆圓韻滿，沉著明潤，氣骨瀟逸而不俗，達到了端莊而又飄逸的境地。

　　以良好的楷書功底為基礎，蔡襄的行書也非常出色，歐陽修、蘇軾都認為他的行書成就為最高：“歐陽文忠公論書云：‘蔡君謨獨步當世。’此為至論。言君謨‘行書第一，小楷第二，草書第三，就其所長而求其所短，大字為小疏也。天資既高，輔以篤學，其獨步當世，宜哉!’近歲論君謨書者頗有異論，故特明之。(蘇軾《論君謨書》)” “國初，李建中號為能書，然格韻卑濁，猶有唐末以來衰陋之氣，其余未見有卓然追配前人者。獨蔡君謨書，天資既高，積學深至，心手相應，變態(tài)無窮，遂為本朝第一。然行書最勝，小楷次之，草書又次之，大字又次之，分、隸小劣。又嘗出意作飛白，自言有翔龍舞鳳之勢，識者不以為過。(蘇軾《評楊氏所藏歐蔡書》)”但同時歐陽修、蘇軾、黃庭堅認為蔡襄小字較佳，大字則差一些。山谷也評曰：“君謨作小字，真、行殊佳，至作大字甚病。故東坡云：‘君謨小字愈小愈妙，曼卿大字愈大愈奇。’(黃庭堅《跋三伯祖寶之書》)”

　　蔡襄本人對字體的欣賞，喜歡那種“淡墨稍肥”的字，這可以從他對《蘭亭》摹本的評價中看出來：“然點畫微細瘦，不若此書有精神也。(《題唐臨〈蘭亭〉》)”“《蘭亭》摹本，秘閣一本，蘇才翁家一本，周越一本，有法度精神，余不足觀也。石本惟此書至佳，淡墨稍肥，字尤美健可愛。(《〈蘭亭〉考》)”從中可以看出，蔡襄作為一個典型的儒臣，在其思想中保守的成分占主導，并沒有蘇軾、黃庭堅、米芾等人的強烈叛逆思想，所以其書法思想也較中庸，個性特點不那么鮮明。

　　(原載《社科縱橫》2005年第4期)